倪培民:我最初进入哲学领域可说是“为生活所迫”。小学五年级时,“文革”开始,社会的动荡和家庭受到的冲击,使我陷入迷茫。中学毕业后,我在工作中因高压触电双手致残,差点丢了性命,使我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上下求索”。幸运的是,那时我有缘结识了曾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后来成为上海《社会科学》杂志主编的刘潼福先生。在他的引导下,我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所有能到手的哲学著作,做了大量笔记、卡片。恢复高考后,我报考的志愿选项里,全都是“哲学”。当然,我们也强调,适用的同时,要保证办案质量和效率。要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特别是保证被告人自愿认罪,案件处理得更合法更公正。目前,关于量刑建议采纳率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检察官提量刑建议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比如盗窃、伤害等具体情况下具体分析量刑,确定刑量刑建议是有可能的,而且是比较可信的。下一步,主要是加强培训,提高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水平能力。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