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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何挺：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诉学界最关注的话题。从张军检察长2020年10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专项报告来看，该制度在全国的适用率并不平均，包括现在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比率以及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比率都不太平均，而且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请问，从该制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适用比率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会议强调，推进检察机关党纪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必须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检体系，从严监督执纪问责，真正让党的纪律、铁规禁令越往后越严。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检，持续完善一体推进“三不腐”、防治“灯下黑”机制，严格执行“三个规定”，切实加强追责惩戒工作，健全检察权运行制约监督机制，确保公正司法、廉洁司法。持续纠治“四风”，健全防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制度机制和为基层减负常态长效机制。始终坚持严的一手不能松，坚决支持配合纪检监察机关、机关纪委查处检察人员违纪违法问题。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检体系，完善“四责协同”机制，真正让检察机关各级领导干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
我在福建主持了一起公开听证申诉案件，清华法学院的张建伟教授作为听证员参与、有力支持了这次听证。这起听证案件的效果很好，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这是一起涉及定性上是商业欺诈还是刑事诈骗的当事人申诉案件。申诉人坚持主张起诉欺诈人，当地检察机关认为证据还不够充分，当事人便从基层检察院一直申诉至最高检。我作为主持人到福建主持公开听证，在各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做到了案结事了，当事人双方各自尽到了法定义务，企业重新恢复活力。如果这起案件在基层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诉决定时就进行公开听证，可能就避免了当事人踏上为期三年的申诉之路。由此，公开听证的必要性充分凸显，该制度的优越性也充分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