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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突出“机制先行”，夯实军地协作制度保障。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在《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与上海军事检察院协作工作实施办法》的基础上，结合办案实际，与辖区内海军基地签署《军检维护国家安全共建工作备忘录》，建立常态化共建联络协作机制，明确军地互涉案件信息通报、涉军维权、法律监督等方面的具体协作方式，完善了“普法进军营”、人才培养业务交流等协作内容。为进一步落实国防安全中“防渗透、防策反、防窃密”工作职责任务，会同国家安全机关、驻沪部队共同研究防范潜在泄密风险隐患的对策，签订了《加强国家安全类案件办理与防控协作的实施办法》，推动构建“打防治”三位一体联防共治格局。
（二）依托涉军造假类大数据监督模型，实现监督线索全口径管理。检察机关以本案办理为契机，梳理相关刑事案件，筛查出42本已查实的假军官证信息，将假军官证使用记录数据与民航客运登记数据、铁路客运登记数据、限制消费人员数据等进行碰撞比对，经研判形成涉假军官证刑事犯罪线索、冒充军人逃避执行限制消费措施的民事执行监督线索和骗取军人专属优待政策的行政监督线索共计27条。在此基础上，检察机关会同当地公安机关，商请当地部队定期在机场开展专项纠查工作，并同步与军事检察机关开展军地协作座谈，将“涉军造假”专项监督纳入军地协作台账。
2017年，余某某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通过网络联系到假证制作人“谭某某”，为自己购买了1本伪造的军官证。2019年6月至2020年8月，谭某、张某因在多起民事诉讼中未依法履行给付义务，被多家司法机关发出限制消费令。为逃避上述限制消费措施，谭某于2020年6月通过微信联系到自称有“渠道”的余某某，从余某某处为自己与张某购买了2本伪造的军官证，用于冒充军人身份，以便在出行过程中规避限制消费。之后，谭某又陆续通过余某某为刘某某等人购买了10本伪造的军官证。经查，2020年8月至2021年2月，张某使用伪造的军官证冒充军人身份在全国各地机场通过安检或者网上订票共计19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