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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开始与中国频繁接触，这也是汉学形成的开端。最早接触中国的汉学家大多有传教士背景，他们留下了许多信件，向西方介绍中国社会和文化，也将大量中国经典翻译成不同语言，在欧洲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当时的欧洲刚刚经历十五、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启蒙思想家们最大的目标就是摆脱宗教阴影，带领社会走向世俗化。从利玛窦到张诚、白晋，当这些传教士们把他们眼中的中国介绍到欧洲后，给欧洲思想界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第二次发生在二战时期，勤劳、朴实、坚毅的中国人民形象更新了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成为战时叙述中国的一种主流象征。1943年《排华法案》废除，这一时期，哥大校友蒋梦麟将丁龙的故事讲述为爱国洗衣工临终前托付卡朋蒂埃，将积蓄用于有益于中国之事。这是丁龙第一次从被纪念的无声对象成为具有话语权的“捐赠首倡”与爱国故事的主角，并以朴素平实又极富主见的劳动者形象获得与日俱增的叙述空间。
卡朋蒂埃是当时典型的美国“新富”。他是奥克兰市的缔造者之一，涉足码头、电话公司、邮递公司以及中央太平洋铁路等多种业务。退休后，他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公益慈善事业，促进家乡社区发展，推动高等教育，曾为帮助犹太人争取校董资格与哥大争执，也力主哥大法学院招收女生……卡朋蒂埃如此热衷慈善并非偶然，他所生活的时代正处于美国新富试图通过各种慈善创新，推动社会变革的活跃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