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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至1966年，任建新同志先后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促会）科长、处长。1966年至1971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下放“五七”干校劳动。1971年起，先后任贸促会法律事务部处长、部长。1973年，他向国务院提出了我国应建立专利制度、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及《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建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我国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的出台实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主持制定的北京理算规则，为国内外航运界、贸易界和保险业界广泛接受。他提出的“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贯彻平等互利的政策，参照国际习惯做法”三原则，成为我国涉外经贸立法、司法和外贸、海事仲裁的基本原则。1981年起，任贸促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着手整顿和恢复贸促会各项涉外法律工作，使外贸仲裁、海事仲裁、海损理算、商标代理、出证认证等业务得到恢复和发展。他积极推动开展对外交流，多方位宣介我国涉外经贸法律和司法实践，为我国涉外经贸仲裁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后来，我们又召开了旧金山会议，形成了今天的联合国。要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承受国际体系，比如联合国的崩溃。所以，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就改革当前的国际体系达成共识。因为今天的情况与1945年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当时国际冲突主要是国家之间的物理战争。而现在，国际局势有了新变化，早已不局限于两国或邻国之间的物理战争。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补充”。司法机关应当审慎对待每一个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充分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如果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在经营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追究，让其付出相应代价，但是“稳企业、保就业”应当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注重尽量不要让这个企业垮掉。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负责人很关键，如果不审慎对待，可捕可不捕、可判实刑可判缓刑，捕了、诉了、送进监狱，这个企业很可能就会垮掉，影响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就业，还会影响当地的发展稳定。依法不捕、不判实刑，在依法办案前提下，采取从宽的办案方式，同时严格对企业进行依法治理、管控，是现代治理的有益探索，检察机关在组织试点。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与企业合规制度相融的检察工作制度，以丰富的检察实践，助力刑事追诉立法、司法、执法不断健全完善，适应经济社会更好、更稳、更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