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由于政绩观错位，有的地方和部门简单地将应用程序的开发使用视为‘政绩工程’，盲目追求推广速度和应用范围，而忽视了实际效用；另一方面，有的地方对数字技术的认识和应用能力有限，导致在使用政务应用程序时出现了过度依赖、形式主义等问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宋世明说。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专题听取最高检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对检察机关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工作给予充分肯定。2020年12月1日，最高检下发通知，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提出十个方面28条贯彻落实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对照审议意见和专项报告要求，有针对性加强和改进工作，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高质量、更好效果适用。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