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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一大批宁波人走出宁波、重工兴商，逐渐形成了心系祖国、步履四海的商人群体，涌现出包玉刚、邵逸夫等爱国爱乡知名人士，为祖国和家乡的建设作出积极贡献，被称为“宁波帮”。1984年，邓小平同志指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曾多次对“宁波帮”人士表示关心并寄予殷切期望。近日，包陪庆、曹其镛等香港“宁波帮”后代给习主席写信，汇报他们传承先辈优良传统、积极服务国家发展等情况，表达继续为祖国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的决心。
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则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是唯一一个在《决定》中出现了两次的区域，分别在“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和“优化区域开放布局”的段落中。“这体现出国家对大湾区有两个战略期望，一个是把大湾区发展成为代表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区域参与国际竞争；另一个则是实现内地和港澳的规则机制对接，把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同时，推行警情“日清日结”工作机制和“快查快处”两项机制，派出指挥监控室、办案民警、现场勘查、研判组同步进行工作，实现“一事一跟踪”“当日警当日毕”，真正做到“涉市警情不出市”，以“挂单销号”“日清日结”实现警情能够迅速到场处置、矛盾纠纷能够及时化解，切实为规范木水花野生菌交易市场治安环境“保驾护航”。
此外，令西方向往的还有中国的科举制度，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读书和知识实现社会地位的提高，这种制度对当时欧洲社会来说非常超前且有吸引力，因为当时欧洲还是贵族世袭制度，平民阶层社会地位较低。张隆溪坦言，那时候的中国社会是西方的“理想”。所以西方非常努力地吸收中国社会制度的优势。在现代性的建立过程中，政教分离的观念、社会流动的观念、通过知识实现向精英阶层转化的观念，西方都是从中国看到的。“可以说，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在欧洲的形象非常正面，和十九世纪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形象截然不同，甚至是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