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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诉前阶段，坚持“调解优先”，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统筹协调村委会、司法所、派出所等各类解纷力量，构建大调解格局，切实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诉前。二是在立案阶段，优化诉讼服务，开辟“爱心通道”，为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办事群众提供优先接待、优先解答、优先受理的“三优先”服务，方便人民群众。三是在诉中阶段，坚持“繁简分流”，法庭主要负责审理事实清楚、标的额较小的民事纠纷，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和简易程序，简化快速处理矛盾纠纷。同时，积极开展“巡回审判”，将发生在群众身边常见的、具有示范引领性案件搬到田间地头、农家小院、学校厂房等，不断优化“家门口”的司法服务，实现打击、教育、宣传、治理并重，更好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四是在判后阶段，做好案件执行工作，对于农民工工资支付、医疗费赔偿、小额债务清偿、当事人有履行能力等案件，督促履行职责，力争使当事人自动履行，缓解执行压力，实现当事人“纸上权益”的兑现。
1987年2月6日，杨群芳的母亲甘碧英带着4岁多的外孙强强从湖南省沅江市泗湖山镇回四川老家，乘坐火车到武昌火车站等候换乘时，强强喊饿，甘碧英便把孩子交给同行的老乡帮忙照看，然后独自到站外给孩子买包子，等她回来时，同乡睡着了，强强却不见了踪影。甘碧英顿时慌了神，赶紧和同乡一起站内站外四处寻找，却都没有找到。随后，她到铁路公安部门报了警，但限于当时技术条件有限，寻找未果。
我在福建主持了一起公开听证申诉案件，清华法学院的张建伟教授作为听证员参与、有力支持了这次听证。这起听证案件的效果很好，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这是一起涉及定性上是商业欺诈还是刑事诈骗的当事人申诉案件。申诉人坚持主张起诉欺诈人，当地检察机关认为证据还不够充分，当事人便从基层检察院一直申诉至最高检。我作为主持人到福建主持公开听证，在各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做到了案结事了，当事人双方各自尽到了法定义务，企业重新恢复活力。如果这起案件在基层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诉决定时就进行公开听证，可能就避免了当事人踏上为期三年的申诉之路。由此，公开听证的必要性充分凸显，该制度的优越性也充分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