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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最高检案管研究基地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雷为永川区检察院授牌“基层检察院协作基地”。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司法数据量化研究中心在重庆设立的首个协作基地。以此为契机，双方将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强化成果应用，实现检察与高校、理论与实务之间的双向奔赴，打造更具辨识度和影响力的检校合作标志性成果。
“中国虾谷”共享法庭还积极探索多元调解机制。在纠纷发生后，法庭干警会与双方当事人耐心沟通，积极寻求调解的可能。同时，吸纳人民调解员和行业调解员参与纠纷调解工作，这些调解员了解社情民意，能够更有效地进行调解。通过多元化的调解方式，许多纠纷在诉前就得到了妥善解决，不仅节约了司法资源，更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