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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之后的2018年10月2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联组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加强对民事诉讼和执行活动法律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围绕专项工作报告进行了专题询问。这是自2010年开展专题询问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对“两院”工作报告进行专题询问。
2017年，杨群芳来到武汉，找到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求助，希望警方能帮忙找寻丢失多年的强强。武昌区分局刑侦大队接警后，民警采集了杨群芳的血样，并录入DNA数据库进行比对，遗憾的是，没有比中。同时，办案民警还前往武昌火车站寻访当年的工作人员及周边人员，试图了解当时孩子走失的具体情况，均因年代过于久远，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
“这些非立法性的规范性文件虽然不是立法，但数量众多，并且能够影响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锴认为，之所以要将立法权和文件制定权关进制度的笼子，就是要确保国家出台的每一部立法、每一个文件都是“良法”。只有具备良法的前提，后续的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裁判才有意义，这也是建立备案审查制度的“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