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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勇指出，今年3月，香港特区立法会审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顺利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工作。这是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机制的又一重要标志性举措。香港律政司在捍卫香港法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提出“积极推动用好香港普通法的制度优势，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最高检大力支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支持香港律政司依法履职，愿进一步加强与包括香港律政司在内的香港执法司法机构的务实交流合作，促进香港法治建设、展示香港法治形象、巩固香港法治优势，推动香港在加快推进国家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中发挥独特优势和作用。最高检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一如既往支持香港律政司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开展对外交往，支持香港执法司法部门在国际检察官联合会等多边双边检察合作机制中积极发挥作用，与内地司法机关一道，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其次，从“王霸同情”到“王霸同归”。孟子“尊王抑霸”并未完全否定霸道的价值，只是在王道与霸道的优先位上，强调王道要优先于霸道。孟子的“王霸之辨”视“王道”为最高理想，由此确定了共同体的终极目标，但在现实政治语境下，孟子给“霸道”留足了言说空间。孟子反对不义战争，但又推崇王者之师，认为“王者无敌”。具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王霸之辨”的基本前提应是警钟长鸣，战备不息。
一是明确域外法查明的责任主体。根据法律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域外法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是查明域外法的责任主体。人民法院应当本着积极主动的态度，努力查明域外法律，不得将应由法院查明的责任转为由当事人提供，也不得简单认定域外法不能查明转而适用中国法律。在案例二生某医疗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与维某医疗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中，当事人提供的域外法律包含成文法、判例法以及法学著作等大量资料，当事人之间对域外法律的内容及其理解与适用存在很大争议，人民法院并未因此简单认定域外法律不能查明，而是经过综合分析和认真比较，审慎地对域外法律作出了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