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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汉朝强调，向法官检察官放权，不能“一放了之”，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断完善制约监督机制。建立防止权力干预司法的制度，有力震慑了领导干部“打招呼”、“批条子”，以及当事人“找门路”“拉关系”。当庭宣判挤压了关系案、人情案的存在空间。以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平台为代表的一系列司法公开和信息化改革，生动诠释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的道理。中国的全球营商便利度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大幅提升，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评价民商事司法制度与法院工作质效的法院竞争力排名第5、其中“司法程序质量”排名第1，美国权威民调机构公布的2019年全球法律和秩序指数排名，我国排第3。这些成绩不时引起在场同学们的热议。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何挺：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诉学界最关注的话题。从张军检察长2020年10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专项报告来看，该制度在全国的适用率并不平均，包括现在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比率以及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比率都不太平均，而且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请问，从该制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适用比率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锚定国家战略需求，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75年来，中国高校立足国家需要，以高水平学科布局、高精尖科研攻关、高效能科技成果转化和高质量创新人才培育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战略支撑。2012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增加310种经济社会发展急需新专业。打造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体制机制，教育链、人才链和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融合跑出“加速度”。
1959年至1966年，任建新同志先后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促会）科长、处长。1966年至1971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下放“五七”干校劳动。1971年起，先后任贸促会法律事务部处长、部长。1973年，他向国务院提出了我国应建立专利制度、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及《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建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我国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的出台实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主持制定的北京理算规则，为国内外航运界、贸易界和保险业界广泛接受。他提出的“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贯彻平等互利的政策，参照国际习惯做法”三原则，成为我国涉外经贸立法、司法和外贸、海事仲裁的基本原则。1981年起，任贸促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着手整顿和恢复贸促会各项涉外法律工作，使外贸仲裁、海事仲裁、海损理算、商标代理、出证认证等业务得到恢复和发展。他积极推动开展对外交流，多方位宣介我国涉外经贸法律和司法实践，为我国涉外经贸仲裁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