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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基层和群众的获得感不断增强。党中央高度重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中办、国办印发《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着力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突出问题。现在，面向基层的督查、检查、考核总量持续减少，基层的资源保障、工作力量不断加强，基层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主动性明显提升。大量社会组织、广大社会工作者在参与基层治理、服务居民群众中发挥重要作用。各地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运用于基层治理，积极探索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建设有效路径，努力实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云和的基层治理变革可不止于此。为了建设具有县域辨识度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云和重点开发应用“最小作战单元”，系统排摸全县“人、房、企”基础数据，促进平安建设由经验决策向大数据决策迭代。如赤石乡推行的“乡镇一网”统管精细化管理，通过基层画像和资源整合，详细绘制辖区地图，清晰展示6个行政村村情村貌，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闲置农房利用等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是着力在构建党全面领导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健全完善乡镇（街道）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社区）党组织统一领导本地区基层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机制。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作用，加强党委社会工作部门与相关部门的工作协同，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有效整合力量，提升工作效能。探索建立健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评价机制，持续加强跟踪问效。
在发言讨论环节，专家学者各抒己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刘魁立认为，过去20年间，结构和解构的认识方法逐渐显见，社会对非遗保护对象的情感内涵有了不同于过去的认识；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俊华重点阐述了中国非遗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非遗保护与现代治理等方面的辩证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黄永林则着重探讨非遗传承主体和保护主体形成合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方法和路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