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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令西方向往的还有中国的科举制度，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读书和知识实现社会地位的提高，这种制度对当时欧洲社会来说非常超前且有吸引力，因为当时欧洲还是贵族世袭制度，平民阶层社会地位较低。张隆溪坦言，那时候的中国社会是西方的“理想”。所以西方非常努力地吸收中国社会制度的优势。在现代性的建立过程中，政教分离的观念、社会流动的观念、通过知识实现向精英阶层转化的观念，西方都是从中国看到的。“可以说，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在欧洲的形象非常正面，和十九世纪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形象截然不同，甚至是相反的。”
为保障重点项目建设，全省各级政法机关以深化“高质量项目推进年”为抓手，出实招、举实策，全力护航高质量发展。陕西法院立足全局，定位司法、谋划司法、推进司法，制定了全省法院“1281”工作计划。为全省“三个年”活动提供司法服务保障十条措施、为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服务保障的《意见》……陕西法院通过出台一系列指导性文件，持续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水平，为创新驱动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护。
近代以来，一大批宁波人走出宁波、重工兴商，逐渐形成了心系祖国、步履四海的商人群体，涌现出包玉刚、邵逸夫等爱国爱乡知名人士，为祖国和家乡的建设作出积极贡献，被称为“宁波帮”。1984年，邓小平同志指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曾多次对“宁波帮”人士表示关心并寄予殷切期望。近日，包陪庆、曹其镛等香港“宁波帮”后代给习主席写信，汇报他们传承先辈优良传统、积极服务国家发展等情况，表达继续为祖国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