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培民:我最初进入哲学领域可说是“为生活所迫”。小学五年级时,“文革”开始,社会的动荡和家庭受到的冲击,使我陷入迷茫。中学毕业后,我在工作中因高压触电双手致残,差点丢了性命,使我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上下求索”。幸运的是,那时我有缘结识了曾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后来成为上海《社会科学》杂志主编的刘潼福先生。在他的引导下,我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所有能到手的哲学著作,做了大量笔记、卡片。恢复高考后,我报考的志愿选项里,全都是“哲学”。 功夫的视角确实可以帮助西方学生更容易把握儒家思想的实质。关键是它给了学生一个根本启示,认识到自己面对的不只是外向的选择,也要有内在的修炼转化。西方的人文教育通常称为“liberal education”,其字面的含义是“自由教育”。这个名称的一个潜在问题是,容易使人仅仅把自己看作自由意志的主体,接受教育无非是拓宽自由选择的可能性。功夫视角使他们意识到需要“学以成人”。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