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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落实“一二三”诉源治理机制，高质效服务强军大局。一是坚持党建“一”体统领，以海军节、建军节等为契机，深入部队开展“送法进军营”等活动百余次。二是用好个案办理和类案监督“两”个抓手，针对办案中发现的军官证查验识别能力不高等问题，联合济南军事检察院向属地机场制发检察建议，堵塞管理漏洞。牵头组织部队、国安、属地政府等多部门共建共治，提升军事基地周边区域安全保护力度。三是深化宣传、教育和预防“三”个结合，在军事重点区域开展国防安全教育活动60余次，为从源头预防涉军违法犯罪、提升全民国防安全法治意识提供检察支持。
（二）依托涉军造假类大数据监督模型，实现监督线索全口径管理。检察机关以本案办理为契机，梳理相关刑事案件，筛查出42本已查实的假军官证信息，将假军官证使用记录数据与民航客运登记数据、铁路客运登记数据、限制消费人员数据等进行碰撞比对，经研判形成涉假军官证刑事犯罪线索、冒充军人逃避执行限制消费措施的民事执行监督线索和骗取军人专属优待政策的行政监督线索共计27条。在此基础上，检察机关会同当地公安机关，商请当地部队定期在机场开展专项纠查工作，并同步与军事检察机关开展军地协作座谈，将“涉军造假”专项监督纳入军地协作台账。
2017年，余某某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通过网络联系到假证制作人“谭某某”，为自己购买了1本伪造的军官证。2019年6月至2020年8月，谭某、张某因在多起民事诉讼中未依法履行给付义务，被多家司法机关发出限制消费令。为逃避上述限制消费措施，谭某于2020年6月通过微信联系到自称有“渠道”的余某某，从余某某处为自己与张某购买了2本伪造的军官证，用于冒充军人身份，以便在出行过程中规避限制消费。之后，谭某又陆续通过余某某为刘某某等人购买了10本伪造的军官证。经查，2020年8月至2021年2月，张某使用伪造的军官证冒充军人身份在全国各地机场通过安检或者网上订票共计19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