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最高检结合相关办案调研发现，当前查办金融犯罪特别是涉众型金融犯罪，不仅动用大量行政资源、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且犯罪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挽回，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为此，最高检向中央有关部门发出了“三号检察建议”，与相关部门一起强化源头治理，促进有效监管精准跟上、落实，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

      “治未病”，健全矛盾纠纷排查预警机制。宽城区司法局依托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设立了全域覆盖、普惠高效、专业便捷的人民调解中心，进一步提升了司法为民服务的水平。同时，着力加强制度体系建设，规范人民调解员的选拔与任用，推行人民调解员等级评定和持证上岗制度，建立完善了人民调解员岗位责任制度、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制度等15项工作机制，促进调解员的工作能力与职业素养不断提升。宽城区司法局充分发挥人民调解中心的职能作用，全区103个乡镇（街道）、村（社区）建立了180余个“百姓说事点”以及20余个个人调解工作室，实现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全覆盖。宽城区司法局定期组织并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拉网式排查，在重要节点对重点区域、重点事项开展有针对性的矛盾纠纷排查工作，保障矛盾纠纷发现在早、化解在小。emc易倍

      张军：谢谢禹涵同学。法科学生更应关注社会现实，在实践中提升法律智慧。您关注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高度重视的金融风险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也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加大防范、惩治力度的问题。对于防范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多次进行专门强调。司法不能仅仅消极地受理、办理具体案件，更要能动、积极地反映社会需求，在司法过程中，研究分析倾向性问题、社会治理问题之所在，以检察建议、以典型案例引领向社会发出预警防治信号，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天气预报’，促进防范各类金融领域的“黑天鹅”“灰犀牛”，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人民群众在金融活动中的合法权益。这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emc易倍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何挺：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诉学界最关注的话题。从张军检察长2020年10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专项报告来看，该制度在全国的适用率并不平均，包括现在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比率以及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比率都不太平均，而且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请问，从该制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适用比率多少是比较合适的？emc易倍（撰稿：陈行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