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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圣人与我同类”，做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价值宣言。孟子以“仁者爱人”的理念，打消人们视凡人与圣人不同类的疑虑。在孟子看来，凡、圣之间的共性体现在人类天生所持有的口耳目鼻之欲，但却不能将之视为根本属性。个体生命应将德性当作“性”，而不是把“圣人与我同类”的“类性”(生物本能)当作“性”。个体生命完全可以将“口耳目鼻之性”转化为“仁义礼智之性”，而这种转变依赖的是“同然之心”。孟学本质为心学范畴，“人禽之辨”的精髓与核心是“性善”，突出了君子的“仁爱之心”。
“义利之辨”不仅在伦理学上是古今中外所讨论的基本问题，更贯穿于人类共同体的普遍实践之中，它集中回答了个体与社群、个人与他者、内在德性与外在价值等诸多问题。西方的“义利之辨”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的“感性幸福论”和伊壁鸠鲁的“幸福主义”，而中国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辨”则发端于孔子，由孟子发展为共同体的实践准则，形成了中华民族“重义轻利”的价值传统。
此次发布的5个典型案例，涉及公司出资、买卖合同、担保合同、多式联运合同、工程监理合同等常见涉外民商事案件类型，涉及美国、英国、墨西哥、塔吉克斯坦及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这些典型案例中争议的域外法查明问题，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对于丰富域外法查明实践、明晰域外法查明规则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