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鱼·体育app 1905年12月的《哥伦比亚大学季刊》中刊登了一封来自卡朋蒂埃的信，信中评价丁龙正直、温和、恪尽职守，生来就是“孔夫子”的信徒，也自小接受儒教的教育，有着以“孔夫子”和“儒教”符号为中心的想象色彩。此外，我们发现卡朋蒂埃身边还有很多重要人物，都因与华人有过直接或间接的接触而被华侨华人的品性所打动。例如，卡朋蒂埃的商业伙伴、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高管查尔斯·克罗克，他声称铁路的修建之所以能提前完工，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华工所表现出的忠诚与勤劳……可见他身处一个共享着积极中国观的朋友圈。加之当时开启中国与东亚研究的设想已经在一些美国大学萌动，最终以“丁龙”之名设立汉学研究的构想在哥大应运而生。

乐鱼·体育app 我和相关学者及一些民间人士组建团队，搜集散落在美国多地以及在广东台山出现的相关史料。我们首先在丁龙雇主卡朋蒂埃捐赠给岭南大学的通信档案中，发现与丁龙一起为卡朋蒂埃工作的一名中国厨师马吉姆(Mah Jim)是广东台山籍人士，从晚清时期中国人往往是同乡同族一起出洋来看，我们推断丁龙很可能是广东台山籍华侨。而在广东台山白沙镇所发现晚清华侨马万昌的资料显示，马万昌的字“进隆”，台山话发音与“Dean Lung”极为相近，马万昌后人至今保存着1907年卡朋蒂埃致马万昌的信件，信中对马万昌的称呼皆为“亲爱的Dean Lung”。但马万昌是否就是丁龙，目前论证程序还未完全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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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鱼·体育app 此外，令西方向往的还有中国的科举制度，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读书和知识实现社会地位的提高，这种制度对当时欧洲社会来说非常超前且有吸引力，因为当时欧洲还是贵族世袭制度，平民阶层社会地位较低。张隆溪坦言，那时候的中国社会是西方的“理想”。所以西方非常努力地吸收中国社会制度的优势。在现代性的建立过程中，政教分离的观念、社会流动的观念、通过知识实现向精英阶层转化的观念，西方都是从中国看到的。“可以说，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在欧洲的形象非常正面，和十九世纪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形象截然不同，甚至是相反的。”乐鱼·体育app（撰稿：丁诚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