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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受理后，执行法官迅速启动执行程序。乙公司表示，企业发展面临困难，无法给付所欠钱款。执行法官向乙公司陈述了其中的利害关系，阐明了拒不履行协议产生的不良法律后果以及对企业今后发展、商业信誉带来的负面影响。乙公司表示，愿意先给付部分欠款。根据实际情况，执行法官协助制定了还款方案，双方决定各退一步，达成了最终的和解协议，由乙公司给付剩余欠款。至此，乙公司及时消除了诉讼案件对企业发展的影响，甲公司也拿回了欠款，盘活了资金链，双方企业实现了“双赢”。
调查核实。某区检察院开展相关调查：1.查阅相关案件材料。经查发现金某利用职务之便向科技公司索要提成6.9万余元，对被不起诉人金某进行行政处罚缺乏法律依据。金某并非党员，亦无法给予党政处分。2.召集某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及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某分局召开联席会议，依托在区委统筹下建立的一体构建监督贯通融合体系，共同商议打击企业内部腐败、维护市场秩序的解决方案。
严管又是如何体现的？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时，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这些政策要真正落地，后续工作就应当跟上：谁来促进、检查落实涉案企业自我规范、守法合规经营？而不是简单的“案结事了”，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可以不付出成本、只付出很不相称的极低成本。如果这样，对所有严格合规经营的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的，实质是不正当竞争，也无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在这个大背景下，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3月，最高检启动涉案违法犯罪依法不捕、不诉、不判处实刑的企业合规监管试点工作，并确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山区检察院，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区检察院，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山东省郯城县检察院为试点单位。目前，最高检还对此专设指导组深化研究、加强指导，积极探索、努力推出既体现从严司法，让违法犯罪付出应有代价，又最大限度降低追诉成本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制度，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020年10月，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审议通过。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把近年来最高检会同相关部门力推的“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相关机制以及禁止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检察政策，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并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保护更重责任和更高要求。并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等依法进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