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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12月的《哥伦比亚大学季刊》中刊登了一封来自卡朋蒂埃的信，信中评价丁龙正直、温和、恪尽职守，生来就是“孔夫子”的信徒，也自小接受儒教的教育，有着以“孔夫子”和“儒教”符号为中心的想象色彩。此外，我们发现卡朋蒂埃身边还有很多重要人物，都因与华人有过直接或间接的接触而被华侨华人的品性所打动。例如，卡朋蒂埃的商业伙伴、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高管查尔斯·克罗克，他声称铁路的修建之所以能提前完工，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华工所表现出的忠诚与勤劳……可见他身处一个共享着积极中国观的朋友圈。加之当时开启中国与东亚研究的设想已经在一些美国大学萌动，最终以“丁龙”之名设立汉学研究的构想在哥大应运而生。
此外，令西方向往的还有中国的科举制度，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读书和知识实现社会地位的提高，这种制度对当时欧洲社会来说非常超前且有吸引力，因为当时欧洲还是贵族世袭制度，平民阶层社会地位较低。张隆溪坦言，那时候的中国社会是西方的“理想”。所以西方非常努力地吸收中国社会制度的优势。在现代性的建立过程中，政教分离的观念、社会流动的观念、通过知识实现向精英阶层转化的观念，西方都是从中国看到的。“可以说，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在欧洲的形象非常正面，和十九世纪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形象截然不同，甚至是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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