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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认为，案涉东房并不在落实私房政策应予退还范围内，应该按照公房管理，行政机关在房屋落私政策执行和公房管理之间存在管理漏洞；该房产权已因买卖变更至案外人名下，即便抗诉也难以解决张某要求变更公房承租人的实质诉求。从避免程序空转和实质解决行政争议的角度，检察机关积极同某区政府、区房管局进行沟通，并向区房管局发函，督促其研究解决案涉房屋承租人变更问题，有效保障公房承租人的居住权。
《工伤保险条例》将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扩大了职工权益保障范围。死亡时间认定是判定职工是否符合视同工伤条件的重要依据。脑死亡结论性医学诊断具有高度专业性，对于科学性、准确性存疑的技术性证据，行政检察部门应注重加强与技术部门的协作配合，委托“专业的人”协助做好“专业的事”，为精准监督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本案中，检察机关注重发挥专业人才作用，对案件涉及的脑死亡这一专门性问题作出客观、科学、准确的鉴别和判断，认定杨某脑死亡发生在入院抢救48小时以内，监督人民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纠正错误，有效维护杨某亲属的合法权益。
新时代，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一段时间的检察实践表明：检察听证已成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治理、落实司法为民、提升检察公信的有力抓手，实现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的重大举措和有效途径。2020年以来，张军、童建明、张雪樵、陈国庆等最高检领导，率先垂范，带头主持公开听证。各级检察机关也普遍开展公开听证工作，检察长带头主持公开听证，推动这项制度进一步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就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最高检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明确提出：刑事追究只是最后的惩罚手段，应抓小抓早，防微杜渐，通过办案助力金融环境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2019年6月27日，最高检围绕及时发现查处金融违法犯罪活动向中央有关部门制发了“三号检察建议”，推动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行政监管，强化源头治理，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或者初始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