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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和加工企业签订了番茄种植销售合同，企业负责确定品种、移栽种植、全程机械化等产前、产中、产后工作，徐斌只雇了12名管理员就能完成浇水、施肥等田间管理工作。“我种了20多年的加工番茄，早些年只种自家的地，种子自己买，亩产只有四五吨。现在企业不仅提供好种子，还负责教授种植技术，亩产提高很快。”徐斌说。
在发言讨论环节，专家学者各抒己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刘魁立认为，过去20年间，结构和解构的认识方法逐渐显见，社会对非遗保护对象的情感内涵有了不同于过去的认识；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俊华重点阐述了中国非遗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非遗保护与现代治理等方面的辩证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黄永林则着重探讨非遗传承主体和保护主体形成合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方法和路径等。
2018年10月19日，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由最高检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的检察建议。“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全国检察机关与教育主管部门联合进行实地督导、明察暗访，检查中小学校、幼儿园3.86万余所，监督整改安全隐患6600余个。最高检会同教育部赴8个省区市进行督导，有力推动了校园安全制度的落地落实。2019年，媒体曝光的几起侵害女童事件令人揪心，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凸显。对此，最高检态度坚决，强调“一号检察建议”要“没完没了”抓下去，以此为抓手，助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落实。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一号检察建议’已成为撬动检察机关开拓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杠杆，成为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的重要牵引。
去年以来，绥芬河市集合司法、市场、旅游、外事管理等部门建立“1+N”模式的涉外纠纷联系机制，开展专业性、行业性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形成了齐抓共管、高效联动的涉外调解格局。成立涉外调解中心，设置涉外纠纷调解室，建立健全涉外调解工作制度，明确涉外调解员的资质要求，界定可受理涉外调解案件范畴，规范涉外调解案件受理和调解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