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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开始与中国频繁接触，这也是汉学形成的开端。最早接触中国的汉学家大多有传教士背景，他们留下了许多信件，向西方介绍中国社会和文化，也将大量中国经典翻译成不同语言，在欧洲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当时的欧洲刚刚经历十五、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启蒙思想家们最大的目标就是摆脱宗教阴影，带领社会走向世俗化。从利玛窦到张诚、白晋，当这些传教士们把他们眼中的中国介绍到欧洲后，给欧洲思想界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吴萨指出，第二部分针对的是市场体系的完善，其中首次提出“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机制”，这对于改变要素的市场化改革落后于商品市场的改革，特别是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机制不活、要素流动不畅、市场激励不足等问题，推动建立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大学教授李焯芬特别关注“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相关内容。他认为，香港可发挥“一国两制”优势，不仅为内地来港深造的学生提供英语教学环境，还可帮助他们开阔视野、与海外同行交流合作；同时，在打造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过程中，香港还能吸纳大批国际人才，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过程中体现“东方之珠”魅力。
“因此，中西方文化从始至终都并非绝对对立”。张隆溪直言，一方面，“对立”不符合两个文化本身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眼下中国和西方的关系非常微妙。正如钱钟书所言，“心理攸同”，沟通不同文化、增加相互理解是时代所需。“我们这些比较学者、包括汉学家们能做的，对国际政治是有贡献的。也许这些工作倾向学术，但它其实和政治、社会以及我们的生活环境有直接关系”，张隆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