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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化落实多元协作机制，高标准构建军地检察协作工作新格局。一是坚持“军地检察协作+府检联动”双协同，联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青岛警备区等部门，出台《青岛市退役军人司法救助工作办法》《关于建立未成年烈属司法保护工作协作配合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建立30余项工作制度，形成军人军属军娃全覆盖保护体系。建立涉军案件“绿色通道”，协同军事检察院构建“优先受理、线索同步、资源共享”的办案机制，确保涉军案件高质效办理。二是创新办案模式，针对青岛区位特点，组建专业化办案团队，与部队在信息查询、密级鉴定等方面开展深度协作，创设采用侦查实验方式复盘犯罪过程，破解取证难题，有力打击涉军违法犯罪。三是数字化赋能军地联络，创建“线下+线上”联络新模式，与驻青部队代表座谈，点对点落实“部队法治需求清单”。依托“青岛检察代表委员服务平台”，为部队代表委员提供“全时在线”检察服务。
本案系依法惩治破坏军事设施犯罪的典型案例。军事设施是指国家直接用于军事目的、法律规定予以特殊保护的建筑、场地和设备。军事设施一旦受到破坏，损失的不仅仅是经济价值，还破坏了军队战斗力的生成和提高。本案中，许某生为实施盗窃，采取破坏军用输油管道的手段，导致飞机燃油泄漏、输油管道被迫停用、直接影响部队日常训练，其行为构成破坏军事设施罪。同时，审理法院还注重弥补部队经济损失，依法责令许某生予以赔偿，并在判决后及时执行，实现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一）发挥数字检察优势，深挖彻查伪造武装部队证件类监督线索，在涉军造假领域开展诉源治理。检察机关在办理伪造、变造、买卖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案件时，应重视数字检察工作，关注行为人冒充军人身份的主要目的，结合案件本身特征及所获取的数据信息，通过所搭建的涉军造假大数据监督模型，在相关领域开展数据碰撞比对，形成常态化法律监督工作机制，深入挖掘案件中反映的社会治理问题，实现“从模型到个案”的法律监督落地，进而实现涉军造假类案诉源治理。
2017年，余某某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通过网络联系到假证制作人“谭某某”，为自己购买了1本伪造的军官证。2019年6月至2020年8月，谭某、张某因在多起民事诉讼中未依法履行给付义务，被多家司法机关发出限制消费令。为逃避上述限制消费措施，谭某于2020年6月通过微信联系到自称有“渠道”的余某某，从余某某处为自己与张某购买了2本伪造的军官证，用于冒充军人身份，以便在出行过程中规避限制消费。之后，谭某又陆续通过余某某为刘某某等人购买了10本伪造的军官证。经查，2020年8月至2021年2月，张某使用伪造的军官证冒充军人身份在全国各地机场通过安检或者网上订票共计19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