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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之辨”不仅在伦理学上是古今中外所讨论的基本问题，更贯穿于人类共同体的普遍实践之中，它集中回答了个体与社群、个人与他者、内在德性与外在价值等诸多问题。西方的“义利之辨”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的“感性幸福论”和伊壁鸠鲁的“幸福主义”，而中国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辨”则发端于孔子，由孟子发展为共同体的实践准则，形成了中华民族“重义轻利”的价值传统。
应勇对林定国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他说，习近平主席去年底在会见来京述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时发表了重要讲话，对推动香港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更好发挥作用、实现更好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去年以来，在中央政府坚强领导下，在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同胞的共同努力下，香港走出疫情、迎来整体性复苏，发展动能不断增强，巩固了由乱到治的大势，促进香港迈向由治及兴。事实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香港繁荣稳定的根本保障，是香港的最大优势。
其次，由“圣人与我同类”，做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价值宣言。孟子以“仁者爱人”的理念，打消人们视凡人与圣人不同类的疑虑。在孟子看来，凡、圣之间的共性体现在人类天生所持有的口耳目鼻之欲，但却不能将之视为根本属性。个体生命应将德性当作“性”，而不是把“圣人与我同类”的“类性”(生物本能)当作“性”。个体生命完全可以将“口耳目鼻之性”转化为“仁义礼智之性”，而这种转变依赖的是“同然之心”。孟学本质为心学范畴，“人禽之辨”的精髓与核心是“性善”，突出了君子的“仁爱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