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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令西方向往的还有中国的科举制度,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读书和知识实现社会地位的提高,这种制度对当时欧洲社会来说非常超前且有吸引力,因为当时欧洲还是贵族世袭制度,平民阶层社会地位较低。张隆溪坦言,那时候的中国社会是西方的“理想”。所以西方非常努力地吸收中国社会制度的优势。在现代性的建立过程中,政教分离的观念、社会流动的观念、通过知识实现向精英阶层转化的观念,西方都是从中国看到的。“可以说,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在欧洲的形象非常正面,和十九世纪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形象截然不同,甚至是相反的。”
第二次发生在二战时期,勤劳、朴实、坚毅的中国人民形象更新了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成为战时叙述中国的一种主流象征。1943年《排华法案》废除,这一时期,哥大校友蒋梦麟将丁龙的故事讲述为爱国洗衣工临终前托付卡朋蒂埃,将积蓄用于有益于中国之事。这是丁龙第一次从被纪念的无声对象成为具有话语权的“捐赠首倡”与爱国故事的主角,并以朴素平实又极富主见的劳动者形象获得与日俱增的叙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