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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微信交易纠纷案件，体现了电子数据在司法实践中的法律效力。9月29日，新京报记者获悉，该案中，买方通过微信向卖方购买海蛎子苗但未付款，卖方凭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起诉。 法院认为，微信聊天记录构成有效交易证据，被告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异议，应履行付款义务，最终判决支持了原告诉求。 法院：微信记录能完整体现双方的交易过程 新京报记者向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了解到，张某从李某处购买海蛎子苗，欠货款没有给付，故李某起诉至法院，要求张某支付货款，而李某的证据主要是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 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李某将司机每次向张某送货的车次、海蛎子苗数量、单价，以及将张某指示的其他收货人的相关送货信息发送给张某，并定期根据双方微信记录整理账单，拍照发送给张某，张某对李某发送的送货及对账信息从未回复。 诉讼中，张某认可送货信息的部分微信，其虽未予回复但可以视为无异议，但张某主张，微信留言记录中载明的给其他收货人的送货与其无关，该部分货款不应由其支付，并抗辩称，对账单系李某单方自行制作形成，其不予认可。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双方的交易习惯系通过微信方式进行往来沟通，亦无书面的货物交接单据。李某通过微信将每次向张某交付的海蛎子苗数量、单价及向张某指示的其他收货人送货的具体信息均发送给张某，并根据送货、付款情况定期将自行整理的对账单发送给张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九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书面形式是合同书、信件、电报、电传、传真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以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等方式能够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以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视为书面形式。” 法官认为，本案中双方虽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是能够确认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是通过微信的方式进行沟通，微信记录能完整地体现双方的交易过程，包括货物的数量、价款、送货时间，并在微信中进行了对账。 交易过程中，张某对李某发送的送货微信记录和对账单均有能力在收货当时进行核实验收，并在合理期间内提出异议，但未在微信中有异议表示，也未提交任何曾提出异议的证据。诉讼过程中，张某亦表示其对部分微信未持异议，即视为认可，故法院判决支持李某的诉讼请求。 法官建议：有意识保留能够确定双方交易习惯的证据 法官提及，信息化给市场交易带来便捷和效率的同时，也导致很多传统的交易模式发生变化，随意性增大，在发生纠纷后，当事人难以举证，事实认定难度加大。例如，长期合作的买卖双方之间，往往存在较长周期中的多笔交易。由于越来越便捷的信息化通信方式，很多人没有签订并保留规范的书面合同，更没有一一对应的发货、收货、付款等书面留痕，这为纠纷的发生埋下严重隐患。 对此，法官建议，买卖双方均应做到有意识地保留能够确定双方之间交易习惯的证据，有意识地区分各笔交易的履行，定期进行对账，及时进行结算，以减少纠纷的发生。 卖方应注意保留各笔货物的交付、验收等相关证据，例如，向买方及时发送货物发货、交付的凭证并要求买方予以确认，及时向买方发送账目、核收货款并保留相应的证据等。买方如对货物交付的数量、质量等有异议，则应当及时提出异议，将货物数量、质量存在问题的证据通过拍照、视频等方式及时反馈卖方，避免证据因时间过长，或未进行妥善固定和保存导致实体权利受到损害。 新京报记者 吴淋姝 编辑 杨海 校对 卢茜
签约仪式由市公安局人口管理总队总队长、市见义勇为协会副会长庄永丰主持，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秘书长胡增印、市见义勇为协会会长孙连凯致辞并授牌，市见义勇为协会秘书长曾宾代表协会与6家民航企业签约；6家民航企业负责同志出席活动并致辞，市见义勇为协会各分会会长，各区见义勇为协会会长、秘书长及见义勇为人员代表160余人参加仪式，气氛庄重而热烈。
“‘三二一一’联调联处机制既分级别调解，又联动调处，将调处流程分为村级三次调解、镇级二次调解、县（区、市）级一次综合调解、梧州市级一次专项调解，各级联调联处机构对群众诉求进行分析研判，加强关注统筹，畅通化解渠道，实现矛盾化解与诉讼服务的无缝衔接，确保纠纷得到实质性化解，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不安全、不稳定因素。”李培川介绍。中心运行以来，紧扣职能定位，强化科技赋能，优化工作流程，紧盯重要风险点和新情况新问题，发挥中心作用，实现数据共享，切实做到提前预警、及时闭环处置，着力防风险、堵漏洞、除隐患，为高质量发展和群众安居乐业保驾护航。
如何把基层力量综合协调起来，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全面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是当前社会治理的一个重大课题。李培川介绍，今年以来，岑溪市积极探索“一办两所”联动机制，进一步发挥平安法治、司法行政等部门和派出所的职能作用，按照依法公正、调解自愿、高效便民的工作职责，依托“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和“党建+网格+大数据”治理模式，将“一办两所”联动机制融入全市1769个网格中，推进解纷力量下沉，聚力解决基层矛盾化解联动“难点”，构建调解有机衔接、畅通高效的工作体系，合力化解矛盾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