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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令西方向往的还有中国的科举制度，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读书和知识实现社会地位的提高，这种制度对当时欧洲社会来说非常超前且有吸引力，因为当时欧洲还是贵族世袭制度，平民阶层社会地位较低。张隆溪坦言，那时候的中国社会是西方的“理想”。所以西方非常努力地吸收中国社会制度的优势。在现代性的建立过程中，政教分离的观念、社会流动的观念、通过知识实现向精英阶层转化的观念，西方都是从中国看到的。“可以说，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在欧洲的形象非常正面，和十九世纪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形象截然不同，甚至是相反的。”
吴萨指出，第二部分针对的是市场体系的完善，其中首次提出“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机制”，这对于改变要素的市场化改革落后于商品市场的改革，特别是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机制不活、要素流动不畅、市场激励不足等问题，推动建立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19世纪的美国存在两种中国观：一种将中国视为野蛮、贫穷与专制的危险之所；另一种则将中国视为文明、富饶与道德的东方圣地，而卡朋蒂埃的中国观属于后者。19世纪前30年，中美贸易持续发展，美国民众热衷消费瓷器等中国商品，甚至模仿中国风格修筑园林，对精致、诗意、富庶的东方国度的崇尚，成为当时美国家庭对异域风物的向往和想象，也激发了美国知识阶层对中国的浓厚兴趣。
南侨机工，全称“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1939年2月，爱国侨领陈嘉庚发布招募通告号召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来自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地3200多名南洋华侨青年积极响应，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分十五批回国支援抗战。在滇缅公路上，南侨机工在敌机轰炸中出生入死，抢运军需，抢修车辆，被誉为“粉碎敌人封锁战略的急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