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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西方文化从始至终都并非绝对对立”。张隆溪直言，一方面，“对立”不符合两个文化本身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眼下中国和西方的关系非常微妙。正如钱钟书所言，“心理攸同”，沟通不同文化、增加相互理解是时代所需。“我们这些比较学者、包括汉学家们能做的，对国际政治是有贡献的。也许这些工作倾向学术，但它其实和政治、社会以及我们的生活环境有直接关系”，张隆溪说。
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则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是唯一一个在《决定》中出现了两次的区域，分别在“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和“优化区域开放布局”的段落中。“这体现出国家对大湾区有两个战略期望，一个是把大湾区发展成为代表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区域参与国际竞争；另一个则是实现内地和港澳的规则机制对接，把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中美学者虽深谙两国生活与文化的差异，却仍在丁龙叙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复刻了历史中想象中国的文化符号。这意味着不同学者所阐述的“中国”本身，也被跨文化交往中的既有历史结构所笼罩，是一个多时空不断对话的动态系统。具有民族情感的中国学者和知华友华的外国学者基于对中国的切身认识和情感倾向，择取其中积极的“中国”符号进行表达，或能引发西方文化乃至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极大善意和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