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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何挺：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诉学界最关注的话题。从张军检察长2020年10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专项报告来看，该制度在全国的适用率并不平均，包括现在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比率以及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比率都不太平均，而且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请问，从该制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适用比率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新京报讯（记者左琳 实习生陆晓雯 通讯员章飞燕 夏文彬）8月26日，逃亡26年的命案主犯曾某森被杭州市淳安警方在江西抓获，至此，发生在1998年淳安县唐村镇的抢劫杀人案成员全部落网。警方审讯曾某森。受访者供图淳安刑侦民警始终记着发生在1998年的那起命案。1998年上半年，李某明伙同徐某金等5人先后两次流窜至淳安县唐村镇某村，打听到唐村镇村民方某家中存有美元后，找到方某，借口用人民币购买美元，打算趁机用假美元调包真美元，因方某已将美元存银行定期，未能成功。同年10月份，李某明等人再次上门调包真美元，因受害人警惕未能得逞，后从江西叫来同伙曾某森和谢某平实施抢劫，将受害人杀害，抢走6000多美元逃离现场。案发后，淳安警方于当年抓获其中李某明等3名成员，这3名成员均已被判处死刑。警方对在逃的曾某森和李某谦开展追逃工作，但当年刑事侦查技术、人员流动管理等现实条件有限，直至2017年，办案民警在江西南昌将在逃的李某谦抓获。然而，主犯曾某森就像人间蒸发一样，始终没有出现任何的线索。这5人手段之残忍，让当年参与办案的民警记忆深刻，追凶的决心也始终坚定。在26年间，淳安公安的刑侦民警换了很多茬，但对命案逃犯的追捕工作始终没有停止。每当有新的技术出现，也会对追逃工作进行重新部署。案发现场资料。受访者供图2024年夏季行动开展以来，淳安县公安局侦查打击中心民警再次对在逃人员进行梳理，在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协助下，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有一名叫“丁某林”的人员身份信息与曾某森极为相似，但是除了办理身份证外没有出现其他社会活动信息。这条线索的出现让办案民警非常兴奋，他们当即决定赶赴江西上饶，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经过大量走访和调查，终于确定该“丁某林”就是曾某森。8月26日，淳安县公安局侦查打击中心经过前期缜密的部署，组织警力赶赴曾某森在江西的落脚点。警方蹲守5个多小时，在一小区将其抓获。曾某森对当年实施抢劫杀人的行为供认不讳。当年潜逃后，他先后到多省躲藏，抢得的美元被其挥霍，后逃回江西，冒用一名流浪汉的身份生活，不敢找固定工作，不敢结婚成家，总想着再躲躲，民警就会忘记找他了，当民警出现在他眼前的那一刻，他感到非常意外。目前，曾某森已被押解回淳安，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编辑 甘浩校对 杨许丽
经过多年的推进，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改革之路，有哪些原则必须坚持？又有哪些启示？景汉朝指出，我国司法改革的历程充分说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无论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定舵把向、宏观设计，还是微观突破、落实落地，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不可能实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立足于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我们这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单一制大国，盗窃罪的入罪标准，是适用同一标准还是区别对待更加公正？”“熟人社会、模糊文化、厌讼传统等，对司法和司法体制改革又有着什么影响？”景汉朝一连串的透彻分析，让师生们连连称赞。
在杨柳眼中，鼓楼也是基层治理的“全新课堂”、调解矛盾的“第一现场”。她所在的程村派出所，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工作全过程，将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当地基层治理实际相结合，联合“款师”“寨佬”，将调解室“搬”到社区鼓楼里，普法讲法、化解矛盾。今年以来，程村派出所已成功调解各类矛盾纠纷85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