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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之辨”不仅在伦理学上是古今中外所讨论的基本问题，更贯穿于人类共同体的普遍实践之中，它集中回答了个体与社群、个人与他者、内在德性与外在价值等诸多问题。西方的“义利之辨”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的“感性幸福论”和伊壁鸠鲁的“幸福主义”，而中国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辨”则发端于孔子，由孟子发展为共同体的实践准则，形成了中华民族“重义轻利”的价值传统。
根据会议通报，成员国边防部门根据地区反恐怖机构理事会决议，于2023年8月15日至10月31日在协商一致的毗邻边境地区开展了“团结协作―2023”联合边防行动。各方共投入兵（警）力3.36万人次，协调国内涉边部门投入1.17万人次，动用车辆5000余辆次、直升机32架次、船艇66艘次、无人机200多架次，开展联合巡逻、边境踏查、联合处突演练等3200余次。共抓获违法人员1.2万余人，在边境口岸查堵违规出入境人员9600余人次，收缴枪支75支、子弹1.38万发、管制刀具千余把，查缴毒品8.8吨、走私物品1178.3吨，行动效果良好，实现了既定目标。
一是明确域外法查明的责任主体。根据法律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域外法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是查明域外法的责任主体。人民法院应当本着积极主动的态度，努力查明域外法律，不得将应由法院查明的责任转为由当事人提供，也不得简单认定域外法不能查明转而适用中国法律。在案例二生某医疗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与维某医疗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中，当事人提供的域外法律包含成文法、判例法以及法学著作等大量资料，当事人之间对域外法律的内容及其理解与适用存在很大争议，人民法院并未因此简单认定域外法律不能查明，而是经过综合分析和认真比较，审慎地对域外法律作出了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