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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有关省区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部署安排，针对“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加重基层负担的典型问题，扎实开展核查通报工作，有力推动问题整改。各地系统施治、综合施策，优化考核目标、考核手段和考核流程，推动数字化应用考核由重“痕”向重“绩”转变。
国庆假期临近，在出行需求旺盛、公共交通车票紧张的节假日，不少人开始选择租车自驾的方式，租赁纠纷偶有发生。 近期，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租车纠纷案件，王某通过A公司平台与B公司首次成功租车后，与杨某相识，王某第二次租车时便与杨某进行私下交易，未通过任何平台或公司。租车结束后，杨某拒绝退还押金，后王某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与杨某之间的口头租车合同合法有效，杨某应退还押金。 私下交易后，被告拒绝退还押金 9月24日，新京报记者从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了解到，2023年8月，王某通过A公司网络平台下单租车，王某与B公司通过A公司平台签署了《汽车租赁合同》，后杨某添加王某微信，提供取送租赁车辆服务，合同实际履行完毕。 2023年9月，王某通过微信联系杨某询问再次租车事宜，并表达租车路程远，费用太高。杨某回复平台价格高，通过其租车费用更低。9月底，王某通过微信向杨某转账押金10000元、租金1400元。10月，王某还车后要求杨某退还押金，杨某以各种理由拒绝退还。王某起诉要求A公司网络平台、B公司、杨某退还押金。 平谷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2023年8月，王某在与B公司通过A公司线上签订《汽车租赁合同》后，因取送租赁车辆与杨某添加了微信好友。前述租车合同履行完毕后，王某与杨某线下商讨，并达成了口头的汽车租赁合同，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王某将车辆归还后，杨某应将押金退还王某，且杨某并未提交证据证明王某存在需要扣减押金的情况，也未对押金金额提出异议，故王某要求杨某返还租车押金10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平谷法院予以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五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法官提示：租车时应签订详细的书面车辆租赁协议 在庭审中，王某主张杨某为B公司员工，亦称杨某代表A公司，但王某提交的证据难以证明其主张。王某与杨某沟通过程中，杨某称平台价格高，王某明知与杨某的交易并未通过任何平台，且杨某并未表示其是B公司员工。 王某曾有过线上租车并签订合同的经历，对汽车租赁流程应有一定的了解，王某与杨某交易时并未签订书面合同，租金及押金也并未交到B公司或A公司，在使用车辆时亦未核实车辆行驶证，该笔交易产生的风险不应由B公司、A公司承担，故王某要求B公司、A公司返还租车押金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平谷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提示，消费者应谨慎驾驶租赁车辆，在租赁汽车时，应尽量选择正规、合法的租车公司，综合比较各家的租赁形式、租金、押金、车况等情况再做决定。车辆交接验收时，不仅要对车辆外观进行验收，还要对车辆的基本性能等进行检查，对租赁车辆的必要证件和保险进行审核，避免后期引起不必要的争议纠纷。 新京报记者 吴淋姝 编辑 杨海 校对李立军
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引入了法律援助制度，第十八条规定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行政复议申请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依法为其提供法律援助。这对充分发挥行政复议的制度效能，打造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具有重要意义：其一，法律援助服务可以减轻行政复议申请人的经济负担，保障经济困难公民的合法权益，彰显了行政复议便民、为民的原则。其二，一些经济困难的行政复议申请人缺乏必要的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通过法律援助服务，申请人可以更准确、充分地表达意见、主张权利。其三，法律援助服务提升了行政复议的便捷性、公正性，有助于化解当事人不愿、不会、不敢复议的问题。本案中，行政复议机构积极探索“行政复议+法律援助”的新模式，充分发挥了行政复议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行政复议实践中，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探索和落实法律援助制度：一是提供多种形式的法律援助服务，覆盖行政复议全过程。在当事人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调解和审理等各个环节，法律援助机构都可以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依法提供如行政复议咨询、代拟行政复议法律文书、参与行政复议案件调解、参加行政复议案件听证等服务。二是建立行政复议案件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衔接引导制度，明确行政复议机关在受理行政复议申请时，可以主动告知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申请人有申请行政复议法律援助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在进行调解、审理等活动时，可以主动为符合条件的案件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申请引导服务，主动加强与法律援助律师的沟通和合作，推动案件妥善化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