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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挥数字检察优势，深挖彻查伪造武装部队证件类监督线索，在涉军造假领域开展诉源治理。检察机关在办理伪造、变造、买卖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案件时，应重视数字检察工作，关注行为人冒充军人身份的主要目的，结合案件本身特征及所获取的数据信息，通过所搭建的涉军造假大数据监督模型，在相关领域开展数据碰撞比对，形成常态化法律监督工作机制，深入挖掘案件中反映的社会治理问题，实现“从模型到个案”的法律监督落地，进而实现涉军造假类案诉源治理。
（三）在民事检察领域发现民事执行监督线索，协助法院惩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依托大数据监督模型，在梳理出的相关刑事案件中，检察机关共发现9名刑事案件涉案人员系被法院裁定限制消费的失信被执行人，以上人员为规避法院执行限制消费措施，使用假军官证购票多次乘坐飞机、高铁。检察机关将上述涉及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的民事执行监督线索，按照管辖向发出限制令的法院移送民事执行处罚线索。目前，北京市、重庆市、四川省等地相关法院已向检察机关回电称收到线索，认为线索具有处罚必要性，现正在着手追查相关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人员的去向。
（二）依托涉军造假类大数据监督模型，实现监督线索全口径管理。检察机关以本案办理为契机，梳理相关刑事案件，筛查出42本已查实的假军官证信息，将假军官证使用记录数据与民航客运登记数据、铁路客运登记数据、限制消费人员数据等进行碰撞比对，经研判形成涉假军官证刑事犯罪线索、冒充军人逃避执行限制消费措施的民事执行监督线索和骗取军人专属优待政策的行政监督线索共计27条。在此基础上，检察机关会同当地公安机关，商请当地部队定期在机场开展专项纠查工作，并同步与军事检察机关开展军地协作座谈，将“涉军造假”专项监督纳入军地协作台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