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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培民：我最初进入哲学领域可说是“为生活所迫”。小学五年级时，“文革”开始，社会的动荡和家庭受到的冲击，使我陷入迷茫。中学毕业后，我在工作中因高压触电双手致残，差点丢了性命，使我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上下求索”。幸运的是，那时我有缘结识了曾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后来成为上海《社会科学》杂志主编的刘潼福先生。在他的引导下，我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所有能到手的哲学著作，做了大量笔记、卡片。恢复高考后，我报考的志愿选项里，全都是“哲学”。
中新网北京9月23日电 (曾玥)今年是我国批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20周年。在此背景下，“中国非遗保护20年：成就、挑战与展望”学术论坛21日至2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来自非遗领域的近40位决策者、管理者、专家学者和非遗传承人围绕非遗保护的中国经验、理念与方案进行深入交流与研讨。
一是着力在构建党全面领导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健全完善乡镇（街道）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社区）党组织统一领导本地区基层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机制。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作用，加强党委社会工作部门与相关部门的工作协同，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有效整合力量，提升工作效能。探索建立健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评价机制，持续加强跟踪问效。
张军：谢谢莫野同学的这个问题。家暴问题确实值得重视，现在不仅有“男家暴”，也有“女家暴”。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家庭暴力等案件时，要从司法办案引领促进和谐家庭关系建设、以检察建议为保护家庭弱势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预防相关违法犯罪。比如，2018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在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后，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第一份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围绕“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我们还会同教育部等8部委出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与公安部、教育部共建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制度，探索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督促和支持起诉、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等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中均予采纳。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特别强调检察机关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依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要没完没了督促“一号检察建议”、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从业禁止等措施的落实，不让“大灰狼”进入“小兔子”的安全空间，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