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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西方文化从始至终都并非绝对对立”。张隆溪直言，一方面，“对立”不符合两个文化本身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眼下中国和西方的关系非常微妙。正如钱钟书所言，“心理攸同”，沟通不同文化、增加相互理解是时代所需。“我们这些比较学者、包括汉学家们能做的，对国际政治是有贡献的。也许这些工作倾向学术，但它其实和政治、社会以及我们的生活环境有直接关系”，张隆溪说。
19世纪的美国存在两种中国观：一种将中国视为野蛮、贫穷与专制的危险之所；另一种则将中国视为文明、富饶与道德的东方圣地，而卡朋蒂埃的中国观属于后者。19世纪前30年，中美贸易持续发展，美国民众热衷消费瓷器等中国商品，甚至模仿中国风格修筑园林，对精致、诗意、富庶的东方国度的崇尚，成为当时美国家庭对异域风物的向往和想象，也激发了美国知识阶层对中国的浓厚兴趣。
“便利”主要体现在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五个”自由便利和“一个”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上。贸易和投资实施了全国最简洁的清单化管理，六年来贸易和投资年均增长均在20%以上；为便利跨境资金流动，自贸港建立了多功能自由贸易（FT）账户，2023年人民币跨境收付额是2019年的11倍多；为促进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我国在海口成立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不断完善对外交流信息基础设施。此外，自贸港还对59个国家的人员扩大了免签进出事由范围，运输来往的国际航线网络也得到进一步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