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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开始与中国频繁接触，这也是汉学形成的开端。最早接触中国的汉学家大多有传教士背景，他们留下了许多信件，向西方介绍中国社会和文化，也将大量中国经典翻译成不同语言，在欧洲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当时的欧洲刚刚经历十五、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启蒙思想家们最大的目标就是摆脱宗教阴影，带领社会走向世俗化。从利玛窦到张诚、白晋，当这些传教士们把他们眼中的中国介绍到欧洲后，给欧洲思想界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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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学者虽深谙两国生活与文化的差异，却仍在丁龙叙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复刻了历史中想象中国的文化符号。这意味着不同学者所阐述的“中国”本身，也被跨文化交往中的既有历史结构所笼罩，是一个多时空不断对话的动态系统。具有民族情感的中国学者和知华友华的外国学者基于对中国的切身认识和情感倾向，择取其中积极的“中国”符号进行表达，或能引发西方文化乃至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极大善意和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