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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开始与中国频繁接触，这也是汉学形成的开端。最早接触中国的汉学家大多有传教士背景，他们留下了许多信件，向西方介绍中国社会和文化，也将大量中国经典翻译成不同语言，在欧洲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当时的欧洲刚刚经历十五、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启蒙思想家们最大的目标就是摆脱宗教阴影，带领社会走向世俗化。从利玛窦到张诚、白晋，当这些传教士们把他们眼中的中国介绍到欧洲后，给欧洲思想界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时间回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冷战背景下，“Area Studies”(区域研究)兴起，大批学者转而聚焦“当代”，中国当代社会研究成为西方区域研究的重要目标之一，张隆溪表示，“Sinology”由此向“China Studies”转变。“‘汉学’这个词汇也在此时发生变化。欧洲直到现在也没觉得‘Sinology’有何不妥，美国则很少用了，倾向于称为‘China Studies’或者是‘Chinese Studies’。”
第二次发生在二战时期，勤劳、朴实、坚毅的中国人民形象更新了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成为战时叙述中国的一种主流象征。1943年《排华法案》废除，这一时期，哥大校友蒋梦麟将丁龙的故事讲述为爱国洗衣工临终前托付卡朋蒂埃，将积蓄用于有益于中国之事。这是丁龙第一次从被纪念的无声对象成为具有话语权的“捐赠首倡”与爱国故事的主角，并以朴素平实又极富主见的劳动者形象获得与日俱增的叙述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