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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培民:我最初进入哲学领域可说是“为生活所迫”。小学五年级时,“文革”开始,社会的动荡和家庭受到的冲击,使我陷入迷茫。中学毕业后,我在工作中因高压触电双手致残,差点丢了性命,使我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上下求索”。幸运的是,那时我有缘结识了曾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后来成为上海《社会科学》杂志主编的刘潼福先生。在他的引导下,我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所有能到手的哲学著作,做了大量笔记、卡片。恢复高考后,我报考的志愿选项里,全都是“哲学”。
另一个有效的方法是“解压缩”,就是剥茧抽丝地分析、引申,让文本中蕴含的可能性尽量展开。这对中国传统经典的阅读和翻译尤其必要,因为中国传统经典中的许多表述非常简约,而且往往有歧义,但蕴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可以从分析引申中得到许多的启发。我前几年发表了一个《论语》的新英译本,此书的一个特点就是在译文中尽量保留原文中的模糊性,然后在注解中列举出一些重要的不同解读,并做一些启发性的分析引申。
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数据会商为抓手,深研数据背后的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对策。院庭领导结合办案实际,有针对性地加大阅核力度,助推提升办案水平;以工作提示的方式指出下级法院审判工作中的问题,点对点指导、帮助。张军指出,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现审判工作提质增效,靠主动、靠自觉,还要靠科学的审判管理,层层传导压力,把政治责任、法治责任、审判责任落实。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